在病房内，刺鼻的消毒水气味令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我今年已经九十六岁，肺部的衰竭让每一次的呼吸都像是在吞咽锋利的玻璃碎片。医生告诫我时日无多，门外守护着我的后代们认为我不过是一位在战争中留下心理创伤、性格内向的普通退伍军人。然而，他们无从知晓，我这双长满老年斑且颤抖的手，曾经沾染了怎样惨烈的罪恶。我是大桥健二，1943年时，我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年轻军医，被征召入伍，加入了日本陆军。我并没有被派往激烈的战场，而是秘密调往华北的一支特殊医疗小队。那里没有红十字的象征，只有高耸的电网、阴森的掩体，以及不分昼夜运转的焚尸炉。

指挥官告诉我们，为了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我们需要进行“特殊医疗研究”。那些被送来的活人被称作“马路大”，即“圆木”。在他们的眼中，这些人不再是人，只有作为解剖和实验的活体材料。八十年来，我无数次在梦中惊醒，冷汗淋漓。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我闭上眼睛，那三双眼睛便会浮现在我脑海中。

记得在1943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凛冽的秋风卷着残黄的树叶在院子里来回飞舞。我提着一个装满福尔马林的铁桶走向地下手术室时，耳边传来了沉重的脚镣声。宪兵们逼迫着三个身着破旧灰军装的中国士兵走进来，他们身上满是鞭伤和血迹，显然在被送到这里之前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但尽管如此，他们的身姿依然挺拔。走在最前面的高个子大约三十多岁，有一道深深的刀疤，眼神的平静令人战栗。在中间的是个老兵，皮肤粗糙，虽然走路蹒跚，但他总是会试图用身体保护最后面那个年轻的孩子。那个孩子外表看似不超过十八岁，脸上仍显稚嫩，但他紧咬的嘴唇透出一种逆来顺受的倔强。

我们的中队长，也是手术主刀的松本少佐，站在台阶上冷冷地盯着他们，仿佛面前的是待宰的肉。他转过身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医务人员说，今天的教学是活体解剖，试图在无麻醉的情况下观察人体器官在极端痛苦下的生理反应与衰竭过程。我内心一阵翻滚，但不敢反抗，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违抗命令的结果只有死。

地下手术室的灯光冷酷而刺眼，空气中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和令人作呕的气息。四名强壮的卫兵将最年轻的八路军小战士强行按倒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用粗皮带将他的四肢和脖子紧紧绑住。另两名八路军则被捆在墙边的铁柱上，松本少佐还特意让人撑开他们的眼皮，强迫他们观看整个过程。“先从这个小的开始，看看人的神经系统有多坚韧。”松本少佐穿上橡胶手套，拿起锋利的手术刀。

我则作为助手站在一旁，手中握着止血钳和纱布。松本少佐没有施用任何麻醉，他直接将刀尖对准小战士胸骨下方，猛然一划，随着皮肤被切开的沉闷声，鲜血瞬间涌出。小战士的身体猛地向上一翘，因被皮带勒住，深深留下印痕。他的双眼瞬间睁大，眼球凸起，布满血丝，剧烈痛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但他没有发出求饶的惨叫，只有喉咙中压抑的低吼。“止血钳！”松本少佐怒喝。我慌忙将器械递过去，他冷酷无情地割开腹腔，将小战士的肠子一段段拉出，测量长度，观察在剧痛下肠道的痉挛状况。